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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胡适等“五四”新文化精英们对湖南青年毛泽东的冷
落，倒的确使当时最具历史洞察力、最富历史创造性的一个天才
人物放弃了与文化人为伍的努力，放弃了以曾国藩为师的人生定
向，转向他小时候就已经烂熟于心的“水浒”人物及其水泊梁
山。
毛泽东后来回家乡看到了农民运动，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
方向，写出了那篇个人宣言式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将农民的暴力行为作了诗意十足的美
化和歌颂的宣言，与其说是向陈独秀式的革命领袖的进言，不如
说是向胡适那样的绅士和知识分子的挑战。
毛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
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
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
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
被他们葬入坟墓。”
这两个“一切”里面当然也包括胡适那样以高等华人自居
的知识权威。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在意识层面上说的是马列主义的现代白
话汉语，在下意识层面上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被当年曾国藩深恶
痛绝的洪秀全们的立场上，虽然毛作出这样的文化转向时并不知
道将来能否成功，但他本能地作了这样的选择。
虽然毛泽东从曾国藩立场转向洪秀全立场是轻而易举且顺
理成章的，但要让整个历史环境从当年曾国藩平定洪秀全暴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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