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变化, 而由此产生的消极效应是整个民族的历史失忆 。
尤其是年轻一代对“ 大跃进”“ 文革” 等极权体制的灾难没有 感同身受, 甚至以为毛时代真的是莺歌燕舞 、 道德纯洁 、 社会平 等 、 没有贪官污吏的“ 太平盛世”。
薄熙来也正是利用宣传控制造成的民族历史感空白, 祭起“ 文革” 式的“ 唱红” 大旗 。
也许“ 唱红” 本身的危害只是显示中国人是多么容易被组织 起来“ 集体犯傻”, 但这种组织机制的危险性是不容忽视的 。
它向我们展示,“ 文革” 并没有离中国远去, 而是具备丰厚 的制度与社会土壤 。
中国各地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薄熙来, 甚至在他审判之后 依旧如此, 不仅因为他“ 高富帅”, 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喜欢以“ 唱 红打黑” 为标志的“ 重庆模式”。
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欢也许纯粹是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 但这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 重庆模式” 仍然深得人心 。
当然, 薄熙来比毛泽东做得高明;“ 大跃进”“ 文革” 是纯粹 的大破坏,“ 重庆模式” 则“ 有破有立”, 确实为当地的治安和民 生做了一点实事, 但仅此并不改变“ 重庆模式” 的本质 。
法西斯政权不是只有专政和谎言, 也是相当注重民生的,“ 纳 粹” 的原意正是通过国家实现“ 社会主义”; 和一般威权体制相 比, 法西斯政体的优越性正在于它们通常都受到本国人民的强烈 拥护, 至少上台那一刻是如此 。
打民生牌只不过让“ 重庆模式” 更具迷惑力, 因而更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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