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商报》20141226

B04 美华商报中国瞭望 2014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五）遇害者 18 年无补偿，呼格案何谈公义近日，呼格吉勒图案再审终于全盘改判，舆论便聚焦在呼格吉勒图家属身上。而同样因该案陷入痛苦深渊的，还有遇害女孩杨某家属，他们遭受切肤之痛，但案发 18 年来却一直未获任何补偿。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打 ” 击犯罪分子实际上是为被害人实现一种复仇的愉悦；只有再加上对被害人及家属予以经济上的补偿，才是彻底的补偿。从而实现社会正义。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著名的 “辛普森案件” 当时刑事上没有，定罪，但通过高额的民事赔偿，部分实现了正义。但中国在刑事案件中往往过分强调了打击犯罪，而把补偿被害人看做无足轻重，刑事诉讼成了国家与被告人之间的交易，加之各种执行问题，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取补偿沦为 “法律白条” 。为解决这一难题，高法院曾通过推动地、市一级建立救助机制解决这一现实难题。但结果变为 “有社会影响的补，没有社会影响的不补” 当事人大， “ 闹多补、小闹少补、不闹不补” 会， “ 哭的孩子有奶喝”往往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已刻不容缓。 “呼格” 案发至今 18 年，遇害女孩家属无救济因为这桩冤案，受害人杨某的家庭也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作为受害人家属，杨某的家人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得不到保障，遑论经济补偿。呼格吉勒被枪决时年仅 18 岁，一条如此年轻的生命被冤杀，确实极大地挑动了公众的神经。而遇害女孩杨某被犯罪嫌疑人赵志红奸杀时也只有 18 岁。根据少有的涉及杨某家属的报道，杨某的家属对呼格吉勒图案件的峰回路转、几度波折全然不知情。他们的讯息，还停留在 18 年前—— （呼格吉 “人勒图）崩了” 。因为没有任何部门联系过他们，其家人对案子办理情况一无所知。作为受害人家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得不到保障，其它的支持和保障更无从谈起。杨某来自乌兰察布兴和县西部一处僻远农村，因家境贫困在呼和浩特某饭店打工补贴家用。出事后，这个家庭愈发艰难。因无钱安葬，杨某被配阴婚，至今杨父不知女儿安葬何处，也无处祭奠。而杨某的未婚夫到杨家索要彩礼，因为没钱还，最后只能以牛羊相抵， “连驴车都抢走了” 。杨某遇害，其家属已经承受了巨大的不幸，因担心老伴，杨父甚至与家人及同村人用 “杨某与人私奔了” 来守护女儿被害的秘密。旧伤未愈，杨家人又凭添新伤，杨某的大哥想不通：为何作为受害人，自始至终我们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有？受害人杨某的大哥至今保留着妹妹的照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大陆可向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完善的国家和地区学习从 1963 年作为英联邦国家的新西兰率先实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成为第一个对刑事被害人损失进行补偿的现代国家。迄今为止，以国家税收为主要资金来源，世界已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大可向这些先进国家和地区学习。以与中国大陆同为大陆法系的日本和台湾为例。日本制定《犯罪被害人等补偿会给付法》对补偿的对象、，条件、方式、标准、资金来源及管理、办理机构、程序等问题予以全面规定。例如犯罪被害给付金分为遗族给付金和伤害给付金两种（遗族给付金的给付对象是刑事被害人的遗属，伤被害人杨某的父亲年逾八旬，腿骨头坏死，走路需要依靠拐杖害给付金是给付给重伤被害人）裁；事实上，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刑定给付金的机关是被害人住所地的事被害人及家属都在默默承受不幸都道府县的公安委员会。公安委员国家会对裁定的作出，中国大陆每年至少有 300 万被万被害人及其亲属得不到任何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权利救济程无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享有相当的调查规定生活非常困难，被比喻为 “黑暗序， “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对犯应当对被害人及其家属予以救权；害人及其亲属得不到任何补偿，陷偿，并且给付金为一次性到位，《给在刑事诉助。中国中独自哭泣的人” 。而国家司法部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国家赔偿法》也设立了付法》入贫困潦倒。规定给付金的计算原则，补偿但不同于其的具体数额以政令的形式加以规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司法协助外事司司长郭建安更直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国家赔偿和行政赔偿，，无它国家关于国家补偿刑事被害人定，实际上受过犯罪侵害的群体的讼” 但只要犯罪案件久侦未破，成了国家与被告人之间的交易，遭言，并随物价而变动。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常常成了被遗数量比按照官方犯罪统计推算出法抓获甚至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损失的立法。只有当国家机关和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被害人就无法从被告人那里获得应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驶职权，国家补偿溯及力，忘的角色。如杨某及家属一样，刑的群体的数量要大得多。以犯罪行为或犯民事赔偿。加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害人才有权要求国家予以赔罪结果是发生在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受到不法侵《刑事被害人保护法律对于受害者及家属的支请求赔偿范围仅限于犯罪行为所造偿。以此次呼格吉勒图案，杨某之法》害后，得不到经济补偿、遭遇二次伤施行后为限。当申请人因犯罪持和保障不够，他们只能咽下别人成的物质损失。刑事案件的受害死是赵志红强奸杀人的结果，并非行为被害而急迫需要帮助时，害的案例十分常见。在邱兴华案审议酿造的苦果人几乎要不到精神赔偿，其所得也国家的过失，国家不会为其家属的委员会(或复审委员会)可以在对补中，生活极度困难的被害人家属因与被害前相比，被害人在经济往往极为有限，难以摆脱犯罪导致损失 “埋单” 。也就是说，中国刑事偿申请做出决定前先行支付暂时邱兴华的一句 “我愿意赔，但我没而这种的生活上的困境。同时，就算已经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尚属空白。钱” 而陷入无底深渊。马加爵案中，上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补偿金，以解被害人的燃眉之急。执行难也是个大对被害人家属 82 万元附带民事赔不平等是加害人酿造的苦果。对判决生效的赔偿，人的基本权利被侵犯时有获要抚慰被害人遭受的创伤，建因为犯罪人大多属于社会的偿，也因无法兑现而变成一张 “白于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经济补偿必问题，得救济的权利，对于已经遭受了切立被害人补偿制度刻不容缓对于被害人及其家下层，没有多少财产可供赔偿被害条” 。而在李昌奎案和赛锐案中，不可少。其实，被肤之痛的被害人，必须重视和保护属的经济补偿问题，中国法律并非人的损失。许多签订好的赔偿变既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取他们的权利。毕竟，害人家属所得到的赔偿都很少。你可以保证自补偿沦为法律白条，中国大陆须建己一辈子不成为刑事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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