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Chinese Press 20191206

加華文學 December 06， 2019 Friday LITERATURE CANADA www.gcpnews.com B2 「第二屆新世紀華人文學論壇」專輯（二 ) 詩歌翻譯與在地化王健（Jan Walls) “在地化” 這個詞是最近幾年才問世的，但它的意識史相當悠久。早在孔子編五經的時候，詩經的國風編輯方式以政治地理分組，這明明是一種“在地化”意識的表現。民間的傳統諺語智慧也勸我們：“到甚麼山上唱甚麼歌”。這也是一種“在地化” 的勸告吧？美術媒體之中最容易 “在地化” 的肯定是繪畫。我們馬上就回憶到溫哥華的黎沃文先生曾用他的嶺南畫派的畫法畫 “寫我落磯” 系列，或最近張恆老師用自己的畫法每年到落磯山脈去畫山水畫。第二個最容易的媒體是中國樂器。溫哥華有很多華人演奏家用 “在地化” 精神參加中西音樂合奏表演節目，用中國樂器奏西方音樂，尤其是彈古箏的、彈琵琶的、拉二胡的，都是傑出的例子。本人既非小說家，也不是詩人。我的專業是中英詩歌翻譯，但就是這行也得面對 “在地化” 與 “外地化” 的挑戰。二十世紀末的翻譯學者 Lawrence Venuti ( 勞倫斯·韋努蒂 ) 在他的大作《翻譯家的隱形狀態：翻譯的歷史》中介紹了 “domestication vs. foreignization” ( 在地化對外地化 ) 這個概念的重要性。在詩歌翻譯方面，這個 “在地 / 外地” 的辨別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明顯。在此，我只舉一個有名的例子。二十世紀初，一位最有名的中英文學翻譯家是 Herbert Allen Giles ( 翟理斯 )。他把王維的〈竹里館〉翻成一首代表性的 “在地化” 的詩：〈竹里館〉原文：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翟理斯的英譯： Beneath the bamboo grove alone I seize my lute and sit and croon, no ear to hear me save my own, no eye to see me save the moon. 翟理斯這篇翻譯最傑出的特色是（1）明顯的 iambic ( 短長 [ 抑揚 ] 格的 ) 節拍，與（2）明顯的 ABAB 押韻（比原詩還明顯 )。很像一首英文四行詩。但是為了把原作在地化，他犧牲了原作的優雅奧祕性。如果把翟理斯先生的翻譯再翻回中文的話，很清楚，就是這樣：在竹林下，孤獨零丁，我抓我琴，坐下又唱，除了自己，沒人聆聽，沒眼看我，除了月亮。二十世紀中期開始，一種新的中英翻譯方式盛行起來了。中文的五言詩或七言詩可以翻成每行英文有五個或七個重音，押加華作協與海外華文作家的使命韻可用可不用一一關鍵是押韻勉強不勉強，而且押韻支持不支持原詩所造成的主觀反應。〈竹里館〉的例子： I sit alone, deep in a bamboo grove, playing a zither, loud and long I croon, here in wooded depths no one knows, shining down on me, a full moon. 還有一種很少見的唐詩翻譯方式：那就是英文每行的音節相當於原文每行的字數（五言 = 五個音節 , 七言 = 七個音節 ), 其目的是讓人能用中文的吟詠唱法來吟唱英譯 , 可以用任何吟唱調子。我覺得這也許可以算是一種 “在地化”的翻譯方式。下邊用〈竹里館〉做例子： Bamboo grove alone, strumming, humming tunes, deep woods, no one knows, then comes a full moon. 總之，現在一般的中文詩歌翻譯家都要立志做出一首讓英文讀者讀了以後感到是一首有對等效果 2。王健，Jan Walls, 著名漢學家 , 敎授，西門菲沙大學林思齊國際交流中心創辦主任，加華作協顧問。馬森自清末以來中國向海外移民雖然不絕如縷，但早期的海外華僑中絕少文人雅士。直到二次大戰後，因為中國國內的戰火未熄及政權更替的原因，流亡海外的文人作家才逐漸多了起來。向海外移民的華文作家開始多集中在美國，到上世紀末期漸有移民加拿大、澳洲和歐陸的華文作家，因而形成華文文學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的盛況。以加拿大而論，今日以華文寫作的作家眾多，上世紀八 0 年代在溫哥華成立的「加華作協」就有會員及年長的顧問等一百多人。加國的華文文學傳統，當然非始自今日，其淵源及歷史發展在梁麗芳教授等編著的《中加文化交流史》中言之甚詳，可資參考。但是「加華作協」並不能代表全體加國的華文作家，在多倫多和魁北克另有華文作家的社團。即使在英屬哥倫比亞省定居的華文作家中也有些並未參加「加華作協」，據我所知，頗有名氣的華文作家像古華、黃永武及已去世的王敬羲就都未參加任何華文社團。溫哥華的「加華作協」每月會員都有一次聚會，可以交換寫作的心得。同時也時常舉辦文學講座和學術研討會，十分活躍。近年來會員的寫作成果斐然，時常有新著出版。只是因為海外鮮少華文出版機構，新作的出版端賴原鄉的所謂「海峽三岸」。按理說，中國大陸地廣人稠，出版機構也多，應該是海外華文作家主要的出版地區，不幸的是由於政治禁忌眾多，不准談自由、民主以及普世價值，以致成為心靈自由的海外作家的禁區，反倒是台、港兩地成為海外文學作品出版的主要訴求對向。我自己就有數次的切身經驗。拙著《中國文化的基層架構》一書於 1912 年春在台灣的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後，立刻為上海的人民出版社相中，跟聯經公司簽妥出版簡體字合約，而且預付了三千美元的版稅。無奈沒有通過上級的審查，使上海人民出版社白白丟失了三千美元。第二次我的《世界華文新文學史》本來預定於 2015 年由台灣的印刻出版社和大陸的華東大學出版社同時出版繁體和簡體兩種版本，也都簽訂了合約，但是華東大學出版社同樣沒通過審查而胎死腹中。今春又一次，江蘇文藝出版社向我約了一本書，三月中簽了合約，寄去了書稿，迄今沒有下文，看來又是凶多吉少了。大陸上的政治禁忌不但影響到海外華文作家作品的出版，更嚴重的是影響到大陸作家的自由揮灑，使作家們在禁域中裹步難行。像中國這樣的文化大國，百年來竟無一人獲得世界性的諾貝爾文學獎的青睞。直到二十世紀末年，流亡海外的華文作家高行健才首次獲獎。又過幾年，尚居留大陸的莫言勉強獲得一次安慰獎。為何中國大陸的中國作家難以產生傑出的作品？不是不言自明嗎？如果對自由心靈的禁錮如此繼續下去，那麼對中國文學的傳承和發揚只有仰賴海外的華文作家了，因此海外的華文作家可說任重而道遠。然而，如今海外的華文作家多半都已年過半百，有的甚至垂垂老矣，後繼者在哪裡呢？海外並沒有培養幼苗與新秀的中文及華語環境，如何期待海外各地自動產生華文作家？唯一的可能就是海峽三岸繼續提供流亡或移民的新血。這種可能只有在大陸地區的政治禁錮繼續存在時才會發生，倘若大陸的政治禁忌一旦解除，那麼未來中國文學的主體將仍會留在大陸了。（馬森，敎授、小說家、戲劇家，曾在美加、欧洲和台、港多家大學任敎，加華作協顧問。) 加華文學第 254 期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主辦主編 : 陳浩泉副主編 : 梁麗芳刊頭題字 : 謝琰本期編輯 : 陳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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