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卷本《睿者先行》第4卷 5卷本《睿者先行》第4卷 | Page 117
实质变化，而由此产生的消极效应是整个民族的历史失忆。
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大跃进”
“文革”等极权体制的灾难没有
感同身受，甚至以为毛时代真的是莺歌燕舞、道德纯洁、社会平
等、没有贪官污吏的“太平盛世”。
薄熙来也正是利用宣传控制造成的民族历史感空白，祭起
“文革”式的“唱红”大旗。
也许“唱红”本身的危害只是显示中国人是多么容易被组织
起来“集体犯傻”，但这种组织机制的危险性是不容忽视的。
它向我们展示，“文革”并没有离中国远去，而是具备丰厚
的制度与社会土壤。
中国各地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薄熙来，甚至在他审判之后
依旧如此，不仅因为他“高富帅”，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喜欢以“唱
红打黑”为标志的“重庆模式”。
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欢也许纯粹是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
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庆模式”仍然深得人心。
当然，薄熙来比毛泽东做得高明；“大跃进”“文革”是纯粹
的大破坏，“重庆模式”则“有破有立”，确实为当地的治安和民
生做了一点实事，但仅此并不改变“重庆模式”的本质。
法西斯政权不是只有专政和谎言，也是相当注重民生的，
“纳
粹”的原意正是通过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和一般威权体制相
比，法西斯政体的优越性正在于它们通常都受到本国人民的强烈
拥护，至少上台那一刻是如此。
打民生牌只不过让“重庆模式”更具迷惑力，因而更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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