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卷本《灵铱》第2卷 5卷本《灵铱》第2卷 | Page 298

正是对形式的特殊偏好，使当局热衷于追求声势浩大的场
面，运动于是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仪式。
重庆将“唱红”变为运动，无比展现排山倒海的阵势；它的
“打黑”同样通过运动的方式，要显示摧枯拉朽的气势。
在一个普通大众对贪官污吏和官商勾结满怀愤恨可又无可奈
何的社会，官员的意外死亡都会引起大众的快意狂欢；他们看到
众多的富豪、高官和警察被收拾，无不报之以热烈的欢呼；对他
们来说，只要是恶人遭到报应就是一场胜利，谁能让他们暂时享
受胜利的快感就是希望之星。
铁碗权力在中国永远都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官员也乐
于表现自己说一不二的魄力和权威；城市规划一定是大手笔，城
市改造必须大拆大建。
一个有魄力的官员不会把节制当作美德，不会把约束看成必
要，相反认为它们妨碍了自己的魄力，影响了工作效率。
对魄力、权威和工作效率的追求，使他们中一些人迷恋于极
端手段。
专政理论不但与“法治”水火不容，而且给人民的道德认知
能力带来了持久的伤害，它使民众失去了对自我利益之外的他人
利益的应有同情和关心。
“重庆模式”并没有脱离现实政治的基本模式，重庆的共富
工程和各地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并无区别。
重庆模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动静，只是因为它放大了基
本模式的某些方面；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重庆主政者有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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